西安副市长叫板原人大高官 方光华就黄帝祭拜问题发表意见

西安副市长叫板原人大高官 方光华就黄帝祭拜问题发表意见

　　许嘉璐先生在2015年9月7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级拜祭》文章，提出应该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级拜祭。这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觉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建议，但文章却说，对黄帝的国家级拜祭只能在河南新郑黄帝故里，这很令人诧异。


 

　　作者是知道陕西有个黄帝陵的，因为他一开始就说要把新郑黄帝故里拜祖上升为国家祭奠，首先要处理好与陕西黄陵拜祭的关系。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因为“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特别是进入周代以后，先祖拜祭都是在宗庙中进行，这就解决了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和陕西黄帝陵拜祭的关系”。既然“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庙祭比陵祭重要，而陕西黄陵县只有黄帝的陵寝，没有黄帝的宗庙，在这里的拜祭就无关紧要了。

　　遗憾的是，这个主张却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推敲。

　　首先，历代对黄帝陵寝真是不祭拜的吗？传说的不算，就历史记载的来看，历代对黄帝陵寝是祭拜的。《史记》载，汉武帝灭南越，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骑，还，祭黄帝冢于桥山。《册府元龟》记载，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鄜坊节度使上书说，坊州轩辕黄帝陵应置庙，四时列入祀典，得到中央政府认可。从此以后，对黄帝陵寝的祭拜作为国家祭典，就从未中断。即使是元代，也不废对桥山黄帝陵寝三年一次的祭祀。明清两代，都将陕西黄帝陵寝的拜祭作为国家祭典。清代祀典规定对于先代帝王的陵寝祭祀，春、秋二季仲月致祭。凡皇帝巡游，途经先代帝王陵庙，皆有祭享之礼。《大清会典》对这一祭典的规矩是：“内阁撰拟祭文，工部造香亭罩袱锻袱等项；户部备降真香等项；太常寺备制币；遣内阁宗人府、翰林院、詹事府、六部都察院卿、寺銮仪卫等衙门满汉侍郎以下、四品以上堂官，开列职名，由皇帝钦点差往致祭。钦天监选择祭日，派遣祭祀官之日，礼部太常寺官陈设祭文、香帛于中和殿，恭请皇上陛殿，阅毕遣行。祭品为：牛一、羊一、豕一、登二，笾、豆各十，簠、簋各二，酒烛俱请该地方司府官备办。”要问的是，如果这样的祭奠还不是国家祭奠，怎样的祭奠才算是国家祭奠呢？

　　其次，对黄帝的庙祭是在河南新郑吗？《礼记曲礼》说：“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中国有对于“有功烈于民”的先代帝王举行崇祀的传统。秦始皇巡游天下，曾经祭祀前代帝王。他到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因为相传虞舜死后葬于九嶷。他到会稽，会稽有大禹陵墓，于是祭祀大禹。后来历代帝王出巡，多仿效秦皇祭祀先王。汉代开始为先代帝王维修或营建陵园，分别立祠祭祀。隋代以祭祀先代帝王为常祀。为了解决对历代帝王祭祀的繁复问题，隋代尝试在京城设三皇五帝庙祭祀三皇五帝，在先代帝王始创基业的肇迹之地分别建置庙宇，以时祭祀。唐代形成在中央以历代帝王庙为主、在地方以历代帝王陵寝为主的对历代帝王进行国家祭奠的格局。明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朱元璋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据洪武十年（1377年）南京历代帝王庙祭礼，当时奉祀的帝王凡五室十七帝。嘉靖九年（1530年），历代帝王庙由南京迁往北京，北京阜成门内新建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择历朝名臣能始终保守节义者从祀。清代沿用此庙。康熙认为，“凡为天下主，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除了因无道被杀和亡国之君外，所有曾经在位的历代皇帝，庙中均应为其立牌位。乾隆认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庙中没有涉及的朝代，也选出皇帝入祀，几经调整，最后才将祭祀的帝王确定为188位。从明嘉靖十一年至清末的380年间，在历代帝王庙共举行过662次祭祀大典。

　　为什么要在中央设立历代帝王庙并对其进行祭祀以表达对帝王的礼敬呢？洪武十年（1377年）在南京历代帝王庙祭礼的祝文云：“昔者奉天明命，相继为君。代天理物，抚育黔黎，彝伦攸叙，井井绳绳，至今承之。生民多福，思不忘报。特祀以春秋，惟帝英灵来歆来格。尚飨”。显而易见，在中央设立历代帝王庙并对挑选出来的帝王及历朝名臣进行祭祀，就是要表示继承和光大往圣先贤的道统和治统。

　　黄帝是中华道统和治统的重要开创者，黄帝的独特地位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为各国诸侯所认知。他们常把自己的始祖溯源于黄帝并加以隆重的祭祀。特别是起自天水一带的秦国，祭祀四帝，把黄帝搬出来，以表示自己全面继承了道统，最有资格一统天下。汉代，对黄帝的祭祀还被提高到天地祭典的高度。但尽管如此，历代帝王逐渐意识到，只有将黄帝纳入中央专门设立的帝王庙中与历代帝王一并加以祭祀，才能完整反映出道统和治统的绵延不绝和源远流长。历史文献中找不到河南新郑曾经有黄帝宗庙的确切证据。从明到清，只发现中央政府在中央首府帝王庙和陕西黄帝陵对黄帝举行国家祭奠的记载，没有发现中央政府到新郑另外设立一个黄帝庙举行国家祭奠的做法。

　　其实，这一点作者也意识到了。文章指出，要把新郑黄帝故里拜祖上升为国家祭奠，还要处理好与湖北随州炎帝故里拜祭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号称炎黄子孙，如果在新郑黄帝故里的拜祖上升为国家祭奠，那么湖北随州炎帝故里拜祭是否也要上升为国家祭奠呢？文章还说：“炎黄二帝炎帝在前，文献上记载也是先说炎帝后说黄帝，只拜祭黄帝不拜祭炎帝也是个缺憾”。其实还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许多缺憾，作者似乎认为这就不必考虑了。

　　如今，北京的历代帝王庙作为我国现存唯一的祭祀三皇五帝、历代帝王和文臣武将的明清皇家庙宇，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的历史见证。按照许先生全面继承中华道统和治统的一贯主张去推理，应该把它的功能充分发挥才好。可是民国后我们已经停止了对历代帝王的祭祀，历代帝王庙遗址改由当时的教育部门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代帝王庙由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使用，后改名为北京一五九中学。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看来要发挥好它的功能，目前还真有困难。

　　文章说，我国“缺乏整个民族文化公认的标记和符号。在国家层面，有塑造整个民族公认的标记和符号的需要，有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必要性”。其实这个“整个民族文化公认的标记和符号”早就有了。辛亥革命时期，当时的先进爱国者寻求民族文化的象征，一致认为黄帝就是民族的旗帜。抗日战争爆发前夕，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宣示共同抗御外侮的坚强决心，毛泽东亲自撰写祭文。新中国成立以后，除1950-1954年、1962-1978年公祭活动有所中断以外，历年都有对黄帝陵的祭祀。1994年以来，黄帝陵祭典每年都有国家领导人出席，今天的黄帝陵祭典已经成为当代中华民族最高的祭典。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作者把中华民族已有的、公认的标识和符号弃之不顾，在新郑黄帝故里另造一个“整个民族文化公认的标记和符号”，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