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84周年历史回顾 张学良为何对日寇入侵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84周年历史回顾 张学良为何对日寇入侵不抵抗



“九一八”日寇入侵张学良的家园，张为什么不保卫自己祖业，赖以立身、发迹的基地，抵抗日寇入侵呢？看来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拙作曾稍提到，就被中国大陆著名的图书收藏家龚明德先生热情的推荐：“在新出版的《劫蒋者之梦》一书中有很精彩的分析。”[1]本文对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准备如何自处，期待什么样的结果？他的策略？以及什么是“不抵抗主义”等等，进行认真的探讨。

一，“九一八”期间的“列国志”

中华民族是一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清朝衰落后的几十年军阀割据“土壤”，繁殖了像张作霖之类的军阀，以及相应的军阀“文化”：唯利是图，无任何社会责任感、正义感，有奶便是娘，一日多变，翻云覆雨，为了个人的权位，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九一八”期间中国并不是统一的国家，南京中央政府“政令不过五省”，其他地区都为武装割据者霸占的“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这样“独立王国”中，除了以张学良与韩复渠为代表的传统军阀外，还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权力狂。

直到“七七”全面抗战后，武装割据者们仍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像韩复渠这类军阀，所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危亡。当侵华日军进攻山东时，韩复榘却公开对其部属说：“我们有这些部队，到哪里都可以自立；带着民生银行，到哪里都有花的，也有吃的。只要有了枪、有了钱到哪里都能站得住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韩复榘不是抵抗日军入侵，而是保存实力，弃地逃跑。1937年12月22日，日军只有1000多人从周村以北黄河渡口和济阳间过了黄河。蒋介石得知韩复榘有撤退的迹象后，给韩复榘发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不得放弃济南。但就在蒋介石发电报之时，韩复榘已经逃到了泰安。12月27日，日军占领了济南。

12月28日，韩复榘得知济南失守和日军乘胜追击的消息后，仍继续逃跑。蒋介石又发急电，要韩“死守泰安”，但韩已经跑到了济宁。蒋介石得知，十分气愤。不久，青岛也沦陷在日军手中，数千万山东人民便陷入灾难的深渊。

韩复榘在外敌面前一再退让的同时，密谋反中央。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党政府迁驻武汉，并准备退入四川。韩复榘认为这是反蒋的大好时机，便与四川军阀刘湘密谋倒蒋。刘湘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并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与韩复榘一样，为了保持他的军阀地位，拼死阻挡国家统一，以能继续称王称霸。中央政府有迁入四川的打算，这是刘湘最不愿看到的，便产生了拒蒋入川之意。在这种情况下，韩复榘与刘湘一拍即合，两人之间也进一步加强了联系，电报往来十分频繁，并互派心腹奔走在韩、刘之间。他们的计划是：刘湘派川军封闭中央政府入川之路；韩复榘本人率部队转至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宋哲元各部撤至潼关以西。完成上述部署后，韩、宋二部击蒋背后，形成对蒋夹击包围之势，然后向全国通电联合倒蒋。在外敌入侵，连首都南京也被敌人占领，国家民族危在旦夕，韩复渠等军阀所想的仍不是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而是夺权，这就是军阀与军阀文化。在探讨张学良在“九一八”时期的策略时，首先应知道张学良这类军阀在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时，究竟都在想些什么？

毛泽东是另一类武装割据者，比传统军阀韩复榘更恶劣的危害国家，竟与外敌一道谋害自己祖国，公然喊出“打倒中国，保卫苏联。”还要“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二，不能自圆其说的有关张学良不抵抗的种种解释

韩复榘好歹还在黄河以北打了几枪，张学良“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3]“全国千百份报刊无不把矛头对准了张学良，‘无日不见通电，无时不闻詈骂……国人皆曰可杀’”后。张学良见到人，就想上前“解释”（嫁祸于人）：他是执行中央的“不抵抗令”而不抵抗的，妄图把他自己不抵抗的罪过，嫁祸于中央，来减轻自己的责任。再加上南京中央政府的其他政敌的诬蔑，特别是中共控制大陆后，为了把他策动的叛乱——“西安事变”，美化成“逼蒋抗日”。张学良也被中共拉来作为“民族英雄”，把张学良在“九一八”一切罪恶都往南京中央政府头上推。致使人们一直相信，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令”。

但是只要人们认真的考察一下张学良在“九一八”时期的表现，就会发现“命令”说，与“九一八”的情景完全不符；且张学良在不需要急于推脱他“九一八”罪责的场合，也否认他要听从中央命令。如张就说过“那时的中央没有现在的中央这么厉害，又不负责任，我为甚么要向他请示。”[4]“这个事（指如何对付日寇入侵东北），我根本没请示政府。”[5]“那时蒋先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个责，我根本就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6]（即日寇入侵我东北，我东北军如何对付日寇，是我张学良的“主权”，不容中央“干涉”。我根本就没有就“抵抗”与“不抵抗”的问题请示过中央。蒋先生也没有自讨没趣，来“干涉”我们东北军的事。后来孙科与汪精卫要我东北军抵抗，“侵犯”我们东北军的“主权”，就被我厉词谴责：“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由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7]“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即张学良亲口承认：中央没有“插手”东北军事务的空间。）此外，张学良始终不敢回应，“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椐。”[8]特别是认真的考察东北军集团在“九一八”期间的行动，找不出有所谓“不准抵抗令”，影响、支配、限制、约束东北军行动的痕迹等事实。证实没有所谓“不准他抵抗的密电”。

其实，南京中央政府，不但不可能给边防军下“不抵抗令”。相反，“南京中央政府（为了使张学良抵抗日寇入侵）急得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9]所谓“不准抵抗令”，真是历史上的大笑话；大“冤案”。

从中央政府的职责，以及南京中央政府给同期同样情况下的其他国防前线的军事首长的电报，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蒋公给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10]的批复：“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谨守之。中正养午。”[11]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12]二十三日，蒋公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13]同日，蒋公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14]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15]等等。表明南京中央政府根本就没有下达过“不准抵抗令”。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酋长、国王、总统，以及中央政府，命令自己的边防军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的先例。

从“利益博弈”来说，当时的中央政府也不可能给张学良下达 “不准抵抗令”。难道正在维护中国心脏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的中央政府“笨”到这种程度，“命令” 张学良不抵抗，让日军长驱直入，使自己腹背受敌？倘若张学良在东北军坚决抵抗日军，可使中央军在江西剿共无后顾之忧，真是求之不得。怎么会命令张不抵抗？中央政府大员，如陈公博、汪精卫、宋子文都亲自赴张学良住地，敦请张学良坚决抵抗日寇入侵。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也希望张学良像十九路军与中央军第五军那样坚决抵抗日军。让入侵者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不敢轻易入侵：“去岁九月十八日东北边防军以不抵抗之故，二十四小时之内丧失两省之地，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以来，则以抵抗之故，以淞沪一隅，支持至三十余日之久，使全国之内处处如此，人人如此，日军暴力安能得逞？”急望张学良像淞沪军民那样，处处顽强抵抗，人人顽强抵抗，让日军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不再敢轻易入侵。正所谓南京中央政府大员们（为了使张学良抵抗）“急得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怎么可能给张学良下达“不准抵抗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