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变老？安徽大学生扶老太被讹目击者晒照力证其清白

安徽女大学生声称扶老人被要求担责陷入罗生门。学生小袁说，当时听到老人在后面呼救时，骑着自行车的自己和老人还有一段距离，但老人家属却称小袁在医院里道歉说“不小心碰到”，并质疑为什么对方声称没有撞倒老人，却要垫付医疗费。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11日报道，小袁所在的淮南师范学院表示，已经找到两名目击者，校方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事实真相。

　　9月10日晚，声称目睹事件发生的微博用户“任梵童”发表文章，描述了事情经过。 “任梵童”称，9月8日上午，和室友去师院吃饭，当时和小袁相对而行，清楚地看到老人在事故前走路就是一崴一崴的，而小袁骑车从老太身边经过时，“也不知道是怎么老太就倒地了”。

　　“任梵童”称，当时能看到小袁骑车从老太身边过去时，两人之间是有距离的，而且那个距离不足以撞倒老太。之后“任梵童”上前查看，发现老太腿抽筋，但没有看到有擦伤之类的。其和小袁为老太揉腿，恢复正常之后，就问老太哪里疼，但对方一直讲不知道。

　　报道称，根据目击者公布的现场照片，当时老人坐在地上，穿蓝衣服的女学生的自行车停在了离老人不远的地方，女学生扶住了老人的背部查看情况。

　　小袁说，当时觉得老人的腿肯定受伤了，就按着她的腿让她别动，然后一名中年妇女感到，自称是老人的儿媳妇，对方不让小袁离开，还让她一同去医院。之后医生说老人的腿部可能骨折，老人的儿媳妇带钱不够，小袁的同学就垫付了2000元，而小袁的学生证也被对方拿走了。

　　至于摔倒的老人，《新安晚报》的记者问及其受伤原因，对方迷迷糊糊地回答说“被自行车带倒的”。

　　老人家属表示，事情有很多疑点，第一是小袁当时为什么陪母亲去医院，同学还垫付了医疗费，“如果不是她撞的，她和同学会这样做吗？”第二是学生在医院的时候还道歉，说是她不小心碰到的，“为什么回到学校之后马上就变了呢？”

　　但家属坦言，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就是小袁撞的，希望民警能尽快还原事情真相。如果证明不是学生撞的，会带着礼品对她表示感谢。

　　但小袁表示，如果是自行车碰到老人，自己当时的自行车肯定会有感觉，但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她表示，自己陪老人去医院是因为家属要求她一起去，而且看老人伤得较重，就喊同学一起帮忙。 “我明明是在做好事，怎么还赖上我了呢？”

　　民警表示，事发现场刚好是死角，监控摄像头没有录到画面，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老人是如何受伤的。淮南警方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

　　据此，《香港商报》网站9月11日刊登《难道真是很多坏人变老了？》一文。

　　文章称，近日“扶老被讹”事件，再度持续地刺痛全社会善良者的神经。

　　四川达州“扶老案”已经过去两年多，但对于事件中三位得到“委屈奖”小学生的家庭，纠结和顾虑如影随形并未消失，据说摔倒的蒋婆婆一家也仍在喊冤。前日，当事人之一的小江将中国好人网颁发的“委屈奖”如数退还后。小江的父亲江先生决定儿子转学，一家人搬离了达州，委屈奖也化解不了扶老被讹的委屈。

　　文章称，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扶老的“成本”已然越来越高。有个笑话，说三个富人在比谁有钱，一个说：我家佣人都开宝马，另一个说：宝马只是我家的运垃圾的车，最后一个说：我天天扶老奶奶过马路。其他两个羡慕地说：大哥，还是您有钱啊！

　　当然，这种网络情绪化的宣泄无可厚非，但毕竟无助实际解决问题，缓解扶老难，也许是一个系统工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其实要从法律层面进行理性的反思，这应该是一个突破口。

　　很多年前曾经在“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中，法官就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进行推理分析，这从“彭宇案”的判决词中表达得很清楚：“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几个常理、情理分析，把彭宇扶老案中，原告证明被撞的举证责任完全消解，仅凭“不合情理”的行为，而推理出“不是你是谁？”对被撞者思维偏袒和举证制度偏袒，在司法部门调解和处理这种扶老纠纷中，非常有代表性，而这正是司法制度的缺陷所在。

　　文章称，因而如何科学、公正、公平地分配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就显得至关紧要。中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这是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可以简述为“谁主张谁举证”。

　　文章称，在安徽该扶老纠纷案例中，为什么老人不需证明自己被撞，而大学生却需要证明自己没撞？而且老人讹诈的成本几乎没有，讹诈不成也不用付代价，这不就间接鼓励讹诈吗？

　　基于此，公安司法部门在调解和处理扶老纠纷时，首先要纠偏，从程序上强化“被撞者”证明被撞的举证责任，以达到与“撞人者”同样公平举证责任。

　　显然，让诬陷者不仅付出道德成本，更要付出法律代价，他们才不敢恩将仇报。简言之，让守法者不孤单，让违法者存畏惧，好人才不难做，才能打好扶老难这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