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逝世：那个抓江青的人走了 享年100岁

资料图：汪东兴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汪东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汪东兴长期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毛泽东逝世后，汪东兴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汪东兴担任过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副主席等等职，并于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去职务，后担任中顾委委员。

毛泽东：“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

汪东兴出身贫寒，13岁参加土地革命，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与了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1935年随部队长征。到解放战争前，汪东兴已经是中共七大的候补代表。

汪东兴与毛泽东

1947年初，汪东兴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时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3月18日，时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汪东兴接到命令执行保卫毛泽东等领导和中央直属机关撤离延安的任务。

此时国民党军前锋距离中央所在地王家坪只有不到10公里的路程，毛泽东却对周恩来等人说“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周恩来为了打破僵局，就建议排一个人替毛泽东看敌人。毛随即回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汪东兴马上表示“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随后他带着一个排圆满完成了毛泽东“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的命令，因而深受毛的信任。

建国后，汪东兴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总参警卫局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虽然汪东兴的职务众多，但有一项任务从未改变过，这就是承担中南海及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

毛泽东出访苏联，汪东兴被任命全权负责毛泽东此行的保卫工作。汪东兴在毛泽东专列途径沿线的每一个桥梁、涵洞、制高点都安排了足够的兵力负责警卫工作，而汪本人则负责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工作。只有汪东兴和警卫人员和毛泽东在专列上共用一个车厢。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毛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自身的工作安排上。毛泽东的有些工作安排，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连江青也不清楚，但一般汪东兴是知道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要想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东兴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会过问。

1970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毛泽东曾说有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陈伯达会议中鼓吹“天才论”遭到毛泽东严厉批判。汪东兴在会上也发表了支持陈观点的言论，用汪的话说就是“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毛泽东在汪东兴发言后与其谈话，汪东兴两天后写好书面检讨，经毛审阅后其检讨印发全会。

庐山会议后陈伯达被开除党籍，后被拘押。但是汪的政治地位丝毫没有收到威胁。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副驾驶座位上是汪东兴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说的没错，汪东兴后来真的立了大功。

粉碎“四人帮”建奇功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情景，左起依次为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叶剑英在参加毛泽东吊唁仪式的第二天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见面后叶剑英便说：“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显然是想让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汪东兴马上表示了对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叶剑英接着问：“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汪东兴答道：“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绝后江青大为不满，她又要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9月15日，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汪东兴向叶剑英做了汇报了江青的动向。这样，汪东兴的政治态度已经很明确——支持叶剑英。随后抓捕“四人帮”的计划也取得了华国锋的支持。

“四人帮”也在加紧行动，为了争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江青提出，要求将毛泽东手稿交给毛远新保存。在当时的氛围下，“四人帮”如果掌握了毛泽东的手稿，便可以随意从中抽出个别词句当成打人的“棍子”，也可以为自己拉大旗作虎皮吓唬全党。然而汪东兴明确表示反对：“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

在“四人帮”加紧夺权的叫嚣时，叶剑英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准备也进入最后时刻。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对汪东兴说：“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接着，他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汪东兴表明态度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10月2日下午和晚间，叶剑英、汪东兴分别单独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汪东兴还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健华等人到中南海南楼办公室开会，说明了“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

汪东兴向中南海负责警卫的领导们交代了抓捕任务，确定了解决“四人帮”的顺序，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对这一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这天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到达华国锋的办公室，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并要求汪东兴征求叶剑英的意见。

次日下午，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向叶剑英做了详细汇报。叶剑英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

方案确定后，汪东兴让秘书准备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开会通知，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商讨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汪东兴看过通知后，立即去向华国锋汇报，除了汇报上述方案，他还汇报了抓捕“四人帮”的具体行动方案。华国锋听得非常仔细，并询问了参加行动的人员安排，以及扣押“四人帮”的地点等，还要汪东兴再检查一遍，防止出现疏漏。华国锋最后问汪东兴：你有把握吗？汪回答：有把握。华国锋当即拍板：就在10月6日晚上抓捕“四人帮”。他把手向下一按说：就这样定了！他接过汪东兴准备好的会议通知，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华国锋的签字已经表明，他同意汪东兴制订的方案并批准汪东兴立即组织实施。

6日上午，汪东兴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

发出会议通知，只是诸多准备工作中的一项。汪东兴依靠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三位副主任，即李鑫、张耀祠、武健华，还完成了一系列绝密的工作：

调兵遣将，宣布纪律──挑选绝对可靠中央警卫团的干部，内中大都是团以上干部，参加行动。进行战前动员，宣布纪律，进行宣誓；

人员分组，明确任务──负责抓捕王、张、江、姚各一组，每组三四人。拘捕江青小组特地配备两名女警卫。这一小组还负责拘捕毛远新；

踏勘现场，模拟练习──有关小组对怀仁堂的地形进行实地踏勘，比如捕人时走廊要突然关灯，灯的开关在哪里，都要一清二楚。捕人时如何格斗，也进行了模拟练习。

汪东兴后来回忆说：“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叶剑英身边的贴身卫士张参谋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据他回忆，“‘四人帮’准备10号搞政变，我们提前在6号晚上八点（行动），因为是突击任务，要绝对保密。等我赶到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每个人都带着武器，神情也特别严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但已预感到要发生一件大事。所有到场的人，都立即断绝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也不许到别的屋子随便走动。

“不一会，汪东兴来了。他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就对我们进行动员，说江青一伙坏蛋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政权。

“随后，他就领着我们宣誓。誓词很短，大意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命令，保守机密；要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要誓死保卫党中央；中央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宣完誓，汪东兴又进行了具体分工，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按人头四个人抓一个，还在大厅里作了演习。”

汪东兴布置完工作，问道：“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有人问：“如果有人开枪怎么办？”

这一点是考虑到王洪文身边常常带短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都有警卫，警卫都带枪。

汪东兴毕竟军人出身，所以他的答复非常干脆：“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

10月6日晚7时，汪东兴带着警卫们来到怀仁堂。因为通知开会的内容与汪东兴无关，他决定坐在屏风后边指挥战斗。考虑到这场斗争很严酷，汪东兴还随身带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汪东兴这样叙述了当时的经过：1976年10月6日晚上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了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

张春桥第一个到，迅速被制伏。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肩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在顺利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之后，汪东兴风趣地对华国锋、叶剑英两位领导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华、叶听后，会心地笑了起来。

接着，汪东兴命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对江青实施抓捕，进行得同样顺利。江青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连忙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向江青宣读了中央的决定。此时的江青关心的却是存放在她这里的文件，她当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连同文件柜钥匙一起交给华国锋。

最后解决的一个人是姚文元。因为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事先没有通知他到怀仁堂开会。为了把姚文元叫到怀仁堂来，华国锋给他打了电话，说自己正在同王洪文、张春桥商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事，想请他来，“一道研究一下。”姚文元分管宣传工作，所以他接到华国锋的电话后就匆匆忙忙地向怀仁堂赶来。汪东兴回忆称：我怕再发生意外，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他刚走进东休息室，就被武建华带领的行动小组控制了。武建华随即宣读了华国锋的指令，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就此，“四人帮”全部被捕，整个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10月6日晚11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开会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汪东兴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

淡出政治舞台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自左至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在1977年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全国党代会对他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给予的回报，汪东兴的政治生涯达到人生顶峰。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还阻碍着中国的前进。而汪东兴选择站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一边。

人民网刊载于光远《“功臣”汪东兴1978年为何被点名批评？》一文这样评价：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汪东兴发出了严厉的批判：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一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毛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980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人民网评价其“辞去职务变为平民，他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的转换。”

汪东兴：现在人钻钱眼里了

1992年10月9日，江泽民向汪东兴（左二）等中顾委老同志敬酒

汪东兴说自己退休后早晨、上午看“大参考”、报纸和读书，会客大多安排在下午。晚上7点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7点半后打台球活动身体约1小时，之后如精神尚好，再看一会儿书就寝。他说，生活要有规律才好啊。

汪东兴的书房在客厅的东侧，四周摆满高高的书柜，多是古色古香的线装书，每部书都有他手书的书名。偌大的写字台上，一盏古旧的台灯，几摞书籍、资料和文稿。每天他都要在这里伏案看书著述。

2009年11月，汪东兴让他的女儿汪小燕代表他参加在武汉召开的毛泽东纪念联谊会。汪小燕告诉大家，父亲身体健康，也很关心时政新闻，还常常看家人从互联网上下载的资料。

90年代后，除了华国锋见面之外，汪东兴已经很少和别人联系了，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并且出价不菲，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

许多年来，汪东兴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毛泽东的生辰、忌辰，汪东兴都会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献花、瞻仰。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时，他往往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表达怀念之情。其《汪东兴日记》就是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而出版的。

《南方周末》在11年采访汪东兴后这写道：“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则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他最近也关注利比亚问题，’‘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